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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8国际娱乐游戏平台官网,低信任市场提升系统信任仅靠道德自律远远不够

2020-01-11 15:58:38   【浏览】4876

龙8国际娱乐游戏平台官网,低信任市场提升系统信任仅靠道德自律远远不够

龙8国际娱乐游戏平台官网,第182期—程大爷论市:

在估值底“已达极值,历史罕见”(某券商首席语),政策底不断得到夯实(挺市措施持续加码),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相对平静的环境下,近期A股连续多日进入缩量回调状态,两市成交迭创地量。

对于这种由于买盘稀少而引发的阴跌,分析师给出的解释无非就是:投资者信心不足,观望气氛浓厚。

自从10月19日权威人士纷纷发声力挺股市以来,对股市的扶持政策几乎没有间断过,期间股市明显受到鼓舞出现过放量回升,可惜,做多的持续性不够,量在价先,成交量的萎缩说明市场信心的恢复比预期的要缓慢。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上周四,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召开了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座谈会,这次会议很及时,给市场传递了“当前资本市场风险得到较为充分的释放,已经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这个积极信号,给出了“改革面临比较好的有利时机”这样一个重要判断。

上周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三大攻坚战之一就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这两个会议无疑给未来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通过改革来完善制度性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的的系统信任。

毕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我们都不难理解,系统信任核心就是对制度的信任。

低信任市场的特征

从产业界到金融市场,关于信任的讨论由来已久,人们发现,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而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信任是金融市场的基石,离开了信任,市场的运行就成了空中楼阁。

资本市场的信任有多层内涵:

第一个层面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品德和专业能力的信任。

第二个层面是对市场运行规则包括监管制度的信任。

第三个层面是对法律维持公平正义、惩恶扬善、损失追偿权威的信任。

但是,由于文化、习俗、投资者结构、制度环境等因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较大,不同市场的信任水平就存在高低之分。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提出了“低信任社会”与“高信任社会”一说。

在福山的理论体系里,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

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福山认为,“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

根据社会特征,福山划分出了低信任社会(他列举了大中华区、法国、意大利南部和韩国四个经济体,理由是家族构成了经济组织的基本单元)和高信任社会(列举了日本、德国,理由是这两个国家在组织非亲属关系的大型公司的过程中要顺利许多,可以轻松过渡到现代职业管理模式。其实,按照这个标准,美国也应该是)。

资本市场的信任水平无法摆脱所在经济体的信任环境,尤其是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影响,我们说A股有其迥异于欧美成熟市场的“股市文化”,应该是指信任水平的相对较低。

传统信任主要依赖于文化。按照福山的定义,“文化”就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无论文化怎么多变化多样,所有的文化都企图通过建立不成文的道德规则来限制人性中赤裸的自私性。传统宗教或者伦理体系(尤其是儒家思想)构成了主要的制度化资源,让人的行为受到文化的界定。伦理体系创造出道德共同体,是因为共同体内通用的善恶语言给予其成员共同的道德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说,任何道德共同体,不论其涉及的具体伦理准则是什么,都将在成员中构建出一定程度的信任。

现代信任主要依赖制度建设,它与传统信任与的区别体现为系统信任与人际信任,这就是说,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于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常来自于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规则的信任,即对法律、规则、制度的信任。系统信任中,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最为重要。

低信任市场的主要特征主要有:

第一,投资者只信任自己或者家庭成员,不信任专业机构和理财顾问。这就表现为A股投资者炒股都要“亲力亲为”,或者委托亲朋好友来操作,形成了一个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群体。

关于这个特征,上周金融委有这样的一段表述:“与成熟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特点就是散户较多,投机性较强,容易大起大落。因此,鼓励更多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入市是一个方向。值得一提的是,银保监会此前发布的理财新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允许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股市。”

第二,上市公司质量良莠不齐,差公司与好公司长期“鱼目混珠”,最后导致投资者对上市整体公司质量的不信任甚至漠视,投机思路之下,决定股价涨跌的不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而是炒作的“主题”。

证监会刘主席就曾用珍珠项链比喻资本市场,认为上市公司“数量要够,质量要高”。同时,要想上市公司质量高,就要让不好的上市公司退出资本市场,因此,退市制度也是不可少的。

但是,制度建设是系统工程,不是一个退市制度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以长生生物退市为例,公司突然遭举报疫苗造假,股价连续跌停,投资者根本跑不出来,已经损失巨大了,受伤一次,然后,它又要退市了,连最后的一点“渣”可能都没有了。但是,大股东股份质押了,钱都干了别的投资,退市对他们来说等于变相减持,投资者的损失如何得到赔偿?这就是一个问题,退市制度实行时需要更加关注受害投资者的损失赔偿问题。

第三,由于上市公司信披违法违规事件较多,导致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真实性、及时性信任度不够。

散户宁肯相信谣传小道消息而不相信正式的公告信息。

例如,昨天,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声明:网上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不减税不降费等传闻,与事实相反。

但是,当天交易时间,听信谣言的投资者显然大有人在。

第四,低信任市场比高信任市场,有形之手会干预得多一点。但是,假如对干预市场的“有形之手”缺乏明确的预期和可判断性,就会导致市场参与主体对政策与规则的连续性信任度较低,因为不知道干预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

所以,上周的金融委会议指出“减少行政干预,能够提升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这也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相一致。”

第五,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太低,投资者在遭遇上市公司信披违法损害之后事实上索赔难度大,导致投资者对自身合法权益能否有效得到保护的信任度较低。

上周金融委会议指出,“做好投资者保护是监管部门永恒的职责,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投资者真正做到长期投资。”

市场对“严刑峻法”的呼吁,就是提升对法律“惩恶扬善”权威的信任的期望。

归根结底,信任源于良性的制度环境,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来自于经济活动、社会交换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来自于人性的各种弱点。法律、规则的设立基于“人是靠不住的”、人是有弱点的,而好的制度则会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的恶,引导人性向善向上。长此以往,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人们对契约、信用和应有的行为方式达成共识,认为理应如此,不再感到规则的束缚。反之,制度、文化与人性若进入恶性循环,市场的低信任水平就很难得到提升。

信任的生成

社会的运转基于信任,社会人群之间更密切、更复杂的多元联系更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一个市场的整体信任水平影响着每一个参与者的信任水平。

信任有三个关键作用:带来可预测性、营造人际协作和社会合作的氛围、让协作和合作变得更有效益。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信任的全球化。如果没有信任,交易成本就将攀升,全球贸易体系、金融体系乃至最基本的社会和经济交流都将受到严重阻碍。

尽管最糟糕的局面尚未出现,但当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确出现了一定的信任危机,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提防,具体到金融市场诸多领域也是乱象频发,导致信任与信心反倒降格成了天真与轻信的代名词。

资本市场不乏典型案例,比如,上市公司通过财务欺诈抬高股价,高位套现获得巨额红利益,却损害了因为信任这些企业的而高位接盘的投资者的利益,这样的情况出现得多了,“信任”就被“猜疑”所替代。讨论信任的丧失与缺位之前,需要关注信任的生成机制,也就是信任执行、唤起、诱导、强迫和鼓励的诸环节。

信息安全界的密码专家布鲁斯·施奈尔的新著《我们的信任: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分析了信任这个沉重的话题是如何影响社会群体的。

一方面人们总希望自己扮演好道德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希望其他个体能够做到,但是这种理想的生态系统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当我们在讲信任的时候,一定不能避免的话题就是“背信”。在布鲁斯·施奈尔看来,一个市场的“背信”行为越多,参与者的信任水平越低,反之亦然。因为市场主体中存在着太多的利益关系,所以造成参与者的矛盾,反作用导致“背信”的行为的数量螺旋式上升。为了维持市场本身的良性运转,市场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维护其信任水平,这些途径统称为“社会压力”。

这些压力分成道德压力、名誉压力、制度压力和防御机制。正是由于这些压力的存在,使的社会的“背信”行为减少。

可见,社会压力是产生并维持信任的重要手段,也是迄今种种信任危机背景下,多数人选择诚信的根本原因:

其一,道德压力。绝大多数人不会主动去以身试法,也不会乘人之危,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周边存在一种威慑力量,而是源于道德自律,因为他们认为犯法或乘人之危是错误的行为,所以自觉遵纪守法。

其二,名誉压力。爱惜羽毛,这是一种来自他人对我们自身行为反应的压力,有时会变得十分强大。

其三,制度压力,通过对违规者施加惩罚及对顺从者特别是模范执行者表彰嘉奖来促使社会与群体成员不得不遵循规则与法律。

其四,防护机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为了促成合作防止背信以及建立信任或者强制服从,都需要技能型必要的防护机制设计,比如,家居生活我们需要门锁、篱笆、报警系统,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就需要审计系统。再比如,淘宝的交易机制就是一种防护机制,只要买家没有确认收到商品,已从买家账户划扣的货款就由支付宝暂存,这种机制尽管也存在漏洞,但它极大地降低了卖家恶意欺诈的风险。

在金融市场讨论“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没有太大的意义,要让一个低信任市场走向高信任市场,仅仅依靠参与者的道德自律和“爱惜羽毛”的人格追求是远远不够的,制度的界定,防护机制的“防范于未然”,才是保障“信任”不被滥用的武器,才能让信任既保留了传统的内涵又受到一种系统的护航,成为一定的确定性存在。

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虽然热衷于对金钱崇拜,甚至不择手段获取更多的利益,但是人性本身也有虚伪的表现,人们既希望从欺骗中获取好处,又希望维持自我良好的自我感觉。人们在做一件背信事情之前、之中或者之后,都会有一系列的思想斗争,这些思想斗争其实就是社会压力的约束作用。

要发挥社会压力起到维护信任的作用,就必须增加守信者的收益而降低其成本,减少背信的收益而增加其成本,进而总体上增加守信者相对于背信者的净收益。在社会压力中,道德压力、名誉压力这两种社会压力在微观范畴(比如一家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级管理层的行为规范)中较为有效;制度压力则在宏观范畴(比如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中较为有效,而防护机制则适用于任何一种社会规模,因为它实际上是对前面三种社会压力的补充。此外,如果社会主体是组织而非个人,则道德压力将会失效。

简而言之,就是要让“背信”者付出惨重的代价,大幅增加他的“背信”成本而减少他的“背信”收益,让他的“得付比”变得完全不成比例,“严刑峻法”的意义正在于此。

建设系统信任的途径

《我们的信任: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一书的结语部分给出了重新建立社会压力的诸多原则:推动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的社区交流,培养共情,重新增加道德压力、名誉压力;使用防护机制调整道德以及名誉压力;协调相关科技的制度压力;让违反制度和破坏防护机制的行为者,受到足够严厉的惩罚;推进公共参与,避免权力集中在个别部门或官员手中;实现政府机构和企业运作的透明化。

假如市场的参与者都必须依赖个体的“精明”才能混得好一些,都被迫成为“精明人”的时候,整个市场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这就说明制度层面存在问题。没有运行良好的制度与规则的保证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这样的市场环境会让参与其中的各方不堪重负并且承担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基本的信任结构出了问题,该由制度和规则承担的设计、筹划、安排和计算都得由个人承担了,那么,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

福山引用哈耶克观点——“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由外及内的强制性变革正席卷全球,不容忽视的是,由内而外的信任变革同样是推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市场前进的重要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不可或缺。

具体到资本市场的问题,有人归结为人性,有人归结为信仰和文化,有人归结为制度。虽然它们之间是一种互动互构的关系,但医治市场顽疾还须从制度入手,好制度造就好的德行与人性,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激发市场参与者人性中的善并抑制平庸之恶的制度。

上周金融委会议强调,既然改革的有利时机已经来临,就没有理由不牢牢抓住。因此,中央明确指出,要建立市场化、法制化的资本市场,金融部门要加紧行动。重点在“加紧行动”这四字,这也表明,资本市场改革即将进入一砖一瓦的实施阶段,推进速度会很快。

在这次高规格会议上提出了5个方面的内容,力促各方抓住有利机会推进资本市场改革:

首先,资本市场改革要更加注重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强化上市公司治理,严格退市制度。

其次,要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切实做好投资者保护。

第三,要坚决落实市场化原则,减少对交易的行政干预。

第四,要借鉴国际上通行做法,积极培育中长期投资者,畅通各类资管产品规范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

第五,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市场沟通,积极倾听市场声音。“与市场沟通,是监管部门获得政策效果反馈的一个重要渠道。包括座谈会在内的各种沟通机制有望得到不断完善。”

这五个方向都指向了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系统信任,尤其是第五点,指出制度建设也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一方面,从“传统信任”抵达“系统信任”需要一个过程,中国文化中的“天理,人情,国法”说明了我们的信任体系一定会包含部分非制度因素,另一方面,建立A股市场的“系统信任”不能照抄照搬成熟市场的经验、规则与法律,需要国情出发,循序渐进,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沟通都是市场参与各方提升系统信任度的一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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